【编者按】6月13日-19日，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杭州拉开帷幕。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在稳定和扩大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长三角如何打造创新之城、形成新的增长极？上海财经大学刘志阳教授认为，关键就在于探索一条基于“技术—经济—社会—公共治理”有序推进和共融共生的创新型社会的新发展范式。以下是他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演讲。

自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的研究非常多。但目前来看，大多数研究往往固守在经济一体化范畴，其贡献是弄清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背后的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流动的贡献，不足是忽略了“高质量”这一关键词背后的新发展理念，更缺乏对一体化长期发展背后的“社会”内涵的深入探究。在我看来，理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形成过程的“内在逻辑”，关键就在于探索一条基于“技术—经济—社会—公共治理”有序推进和共融共生的创新型社会的新发展范式。

这个新发展范式表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区域创新发展是由技术、创意和创造力所推动的，而不仅是传统经济增长要素推动的，创造力是长三角一体化需要不断培育的共同资产；其二，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和多元包容制度的完善，必将导致跨城流动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在带来一系列迁移难题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这种区域心理认同将有助于长三角概念的落地生根；其三，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行必然引发跨区域共享共治的很多难题，应该加速落实新的一体化发展规划，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手段推进公共治理的同城化和便利化。下面，我就围绕上述三个特征，谈谈如何把整个长三角打造成一座“创新之城”。

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内加快流通

技术变革影响产业动态，而产业动态又影响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方向。技术变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水平影响包括相对于竞争者来说，因引入新的先进技术而带来的竞争优势的变化；垂直影响包括引入新技术给客户和供给者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变化。产业变革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直接的影响就是地理意义上就业人群的变化，间接影响则包括社会心理的潜在变化，这些影响都不是瞬时的，但却是长三角社会同构的重要物理基础。

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创新虽依赖个体的创造，但从发展视角来看，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创新系统形成有赖于大学、科研院所和研发企业等从技术源头上的供给，有赖于大量研发中介、众创空间和风险投资对技术的筛选和扩散，更依赖于大量创新企业在技术应用上的冒险行动，这些支持因素的巧妙耦合，最终促使区域技术快速流动。

相比其他区域，长三角有着得天独厚的创新系统优势。相关统计显示，长三角创新资源丰富，区域内高校在全国占比17.6%，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近300家，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约占全国的30%。这些构成了有效的区域技术源头。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量大、类别多，就上海而言，目前已建有299家众创空间，数量上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遥遥领先。这些众创空间是创新知识、技术与生产之间的联结，不仅可以高效推动技术商业化，也能通过团队簇的知识分享促成区域创新扩散。

开放式创新是全球开放新格局下企业创新组织形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封闭式创新不同，在开放式创新下，企业在期望发展技术和产品时，能够像使用内部研究能力一样借用外部的研究能力，是一种通过使用自身渠道和外部渠道来共同拓展市场的创新方式。开放式创新强调在全球谋取创新要素，搭建创新团队，进而创造价值并获取创新果实。开放式创新可以降低创新成本，提高效率，同时也避免了创新恶性竞争。当前，很多长三角企业已经充分掌握运用开放式创新方法，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等城市，大企业技术可以流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也可以有效溢出到大企业，甚至可以在大企业内部得到更好的商业化可能。国有企业的知识可以流向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成果也可以被本地企业所借鉴。例如，上世纪80年代起，平湖不少企业请来了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这几年，随着长三角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常驻平湖的高端人才已有1000多位。从“周末工程师”到“常驻工程师”，“研发共享”的理念让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内加快流通，也让“长三角人”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应用开发对产业跨区域流性分布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在兴起的以国内顶尖大学命名的各类长三角技术研究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研究院是大学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一头连接名校，一头对接市场，其存在不仅点燃了大学的产业应用热情，也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资源，更重要的是使得前沿产业的分布不再受限于地方政府所在地的物理制约，而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产业跨区域流向分布。例如，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已建立起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5大离岸创新中心，已有45家创新企业在杭州湾新区落地。浙江、安徽、江苏正在打造的跨区域科教新城和产业小镇这类一体化示范点也正有效推进。此外，交通物流的便利引发了大量创新机构沿着G60或沪杭甬高速分布产业。这种以产业成长为目标的跨区域产业布局正日益成为常态，从而让长三角变得愈加密不可分。

对于创新创意阶层而言，长三角就是一座城市

要实现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和技术能力水平的共同提升，不仅需要自由贸易，更重要的是跨地区人才与思想的流动。经济学家乔治·莫基尔在《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是繁荣的根本，而技术进步只是一棵弱小的树木，它的枝叶繁茂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适宜的周边环境和气候条件。今天，经济、社会和文化纽带越来越不可分割。技术和思想的流动带来了社会阶层的改变，催生了创新创意文化和宽松生活方式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和新的自由生活方式是驱动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形成的主要动力，区域创造力则是流动中需要不断培育的共同资产。

所谓创新创意阶层，指的是从事创意产业或创意行为的人群，多为年轻人。这一群体的形成，与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有关，与全球化下异质文化的碰撞有关，也与区域政府对“双创”的重视和号召有关。当前，上海整体创业活动率已经超过11.2%，16周岁-35周岁青年的创业活动率突破12.4%，超过一半的本地市民认为上海的创业氛围浓厚，认可本地的创业环境。杭州近年来创业增长率也达到12.23%。在长三角，未来希望从事原创设计或创意生产工作的青年人比重日益增加，原创日益成为彰显自我的态度。上海双年展、乌镇互联网峰会、亚洲智能硬件大赛、青年创业分享季等越来越多的针对年轻群体的创新创意创业平台，正是长三角地区创新文化蓬勃兴起的表征。

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带来跨区域自由流动的生活方式，促成了横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保罗·罗曼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中描述道，创意阶层并不占有人和物质上的重要资产，他们的资产源于创新能力，通过从事钟爱的工作，开创有意义的新形式，进行终身制的创新创造。创意阶层的求职选择并不局限在某个地区或者某个行业，而是根据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偏好，进行超越地理限制的择业就业和创业，从而带来了各个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横向自由流动。这种跨区域的生活方式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屡见不鲜，构成了区域宝贵的创造力资产。对于创新创意阶层而言，长三角就是一座城市，高铁在他们眼中就是地铁。根据不完全统计，每日来沪的长三角人数约在4-5万人，上海流出的通勤者也有3-3.5万人左右。这一数据随着区域交通系统的完善还会进一步增长。为了方便长三角日益增多的跨城通勤人群，“复兴号”高铁在2018年把开行范围从45列增至86列，新建包括杭黄铁路在内的12个项目，以压缩长三角地区内的通勤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创业也在重塑社会结构。比如，被称为“落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有可能发展成为区域创意社区。“落脚城市”一词来自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一书。书中分析了美国各大都市的“落脚城市”，指出美国很多的外来移民一开始都居住在廉价恶劣的城市贫民区里。这些贫民区和城市其他地区间长期保持着隔离状态，使他们难以享受到城市发展好处，始终处在贫困状态，给城市发展带来隐患。《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占整体流动人口比例达83.18%，其中新生代在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60%。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诉求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从“经济型”向“生活型”转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些都使得他们对获得城市稳定居住的需求更加强烈。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是区域临界区。这些城市移民如果被驱出都市，或者受困于社会的边缘，或是遭到都市拒绝赋予市民身份或资产的所有权，就可能转为严重的威胁，这就是道格·桑德斯描绘的“落脚城市”难题。对此，长三角不少城市近几年也在探索解决方法。例如，杭州创新性地针对低收入、低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或蓝领公寓。杭州蓝领公寓的选址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城中村改造范围内，利用将拆未拆的酒店、办公用房、学校、企业厂房、集体宿舍、市场等建筑进行改建。二是在已拆平但短期内不会有其他新建建筑的地方，优先采用预制装配式结构建筑，建造不超过4层楼高的租赁公寓。这一做法很好地解决了外来移民“落地”并“生根”的难题。

事实上，不能简单将移民小区当作城市的边缘，若能善加利用这些外来移民社区多元文化的特性，反而可能促成区域创意社区的形成。比如，安徽黄山西溪南创意小镇早先也只是一些喜欢创意生活的艺术家和无法承担高额房租的农民工的小规模立项寄居地。2017年被列入第一批省级特色小镇，迄今已经展示出了其生机勃勃的发展潜力。

城市空间的品质将会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跨区域分布和人口自由流动必然引发社保医保、教育卫生、生态保护等诸多新问题，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共享共治机制，既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难题，也是打造长三角创新型社会的根本保障。城市规划学科的经典之作《未来之城——卓越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认为，21世纪的城市，不管是大都市还是中小城市，都空前地需要创新和创造力，以规划其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空间的品质将会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未来最好空间品质的城市，将是那些在城市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力之间实现平衡的区域。长三角区域规划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协同。

第一，未来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应是城乡绿色协调发展的规划典范。将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既是经济政治上的需求，也是社会文化上的需求。但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则值得商榷。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指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田园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田园城市虽然是一种乌托邦，但给了我们很多启发。长三角一体化务必要注意城乡的协同发展，乡村发展的规划要建立在乡村本身的自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城市和人口的转移。这种转移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带动乡村经济的增长，还会造成城市人口失衡、环境恶化等种种危害。

第二，未来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应形成智慧都市圈，能够满足多层次共享经济需求。随着大数据的开放、移动智能设备和5G的普及、物联网的发展以及城市智能公共设施的投入使用，长三角智慧都市圈将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技术的普及必然会催生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农场、共享出行、共享教育等更多业态的发展和共享。比如，我国滴滴车主数量在短短4年里已经超过5000万，足以见得我国共享经济的巨大潜能。而未来几年，城市智能交通设施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1590亿元，其中长三角占据很大份额。智慧都市圈建设是信息化建设的大势所趋，也将成为拉动区域共同发展的强大引擎，它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未来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应该是更加智能化和精准化的区域公共治理。这就要求，长三角区域治理要在智慧都市圈的基础上，切实充实有关协调机构力量实现整体推进。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东京都市圈的一些做法。日本东京都市圈经常会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非正式会议，像“东京都市圈交通规划协议会”等，这种会议机制一方面规避了行政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灵活的协同合作。长三角协调机构尽管已常态化运行，但是仍然面临人员充实和决策授权等难点，迫切需要不同区域立法组织赋予其更多的规划和决策权限。与此同时，正像我在前面提到的，要用好各种技术手段，借助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实现长三角智能政务的精准化管理。去年，长三角已经成功完成了地区内的医保结算对接项目，建成了长三角地级城市空气质量预警信息共享平台、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信息共享机制。未来，需要不断强化长三角区域智能政务这一整体概念，将长三角地区视作一张完整的行政网络，区域内的各级行政单位是网络上的节点，通过大数据手段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跨地域会议，实现区域间的协调自治和节点阶段任务的建设。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式，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表征。城市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载体，也是文化、生活的空间载体。在创新型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技术驱动是物理基础，人口流动是主要动力，而智能有效的区域公共治理则是根本保障。从根本上，长三角一体化最为关键的是思想意识的一体化，只有区域共同体内的所有劳动者都持有“长三角人”这样相互认同的观念，一体化才能持久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重视长三角创新型经济的一体化建设同时，更重要更紧迫的是推动区域创新型社会的同构。

【思想者小传】

刘志阳，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创业资本的金融政治经济学》《产业模块化时代本土企业自主创新之路》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