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自办职工幼托风潮再起 “带娃上班”到底难不难？

　　本报记者 姚建莉 实习生 吴佳宝 上海报道

　　在上海，能实现带着孩子一起上下班，对于这座城市奔忙的白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方宏的儿子今年三岁多了，自打2016年成为携程亲子园的第一批学生，方宏和爱人就过上了“带娃上班”的生活，家里基本不太需要双方老人协助，也没有另请保姆。作为携程的员工，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带娃上班”生活直至孩子达到入园年纪（3-4岁）。

　　不过，像携程这样提供员工全日托服务的企业毕竟还是少数，还有更多的白领，选择了公司的“暑托”，即暑假期间将放假在家无人照看的孩子带到工作单位里设置的托管机构来，沪江网的小苏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3月，上海市总工会公布首批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名单，包括携程、沪江网、江南造船厂、东方航空(6.970, -0.10, -1.41%)等。截至目前，上海市职工亲子工作室总数已达68家，其中55家开出暑托班，解决了2000多名职工子女托管问题。

　　随着9月开学季的到来，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了多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发现，此类的企业办幼托机构深受欢迎，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企业本身亦压力不小。除了要为此承担更多的场地租金、师资费用等，安全及监管压力也比较突出。

　　而且，由于该项工作刚刚启动，又涉及多个部门多头管理，政策上也无明确放开与支持，企业在探索该项服务时还有诸多困难。

　　业内专家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记者道采访时认为，这种亲子工作室在上世纪是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标配，如今“回潮”也是受现实需求驱动，希望政府尽快制定合理的标准并给予企业相关支持，“随着现代托育供给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婴幼儿的托育责任应由政府、社会及家庭三方共同承担。”

　　低收费或免费

　　“从去年把孩子送进亲子园至今，我和太太每天带着他一起上下班，非常省时省力。”携程员工方宏说。

　　携程亲子园，位于上海携程总部凌空SOHO的一幢写字楼一层，该园于2016年2月试运营，是上海首批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家提供全日托服务的企业。

　　亲子园占地800平方米，总投资400万元，为员工1.5-3岁的小孩提供托育服务。

　　每天早晨8：30开始，来此上班的携程员工陆续将孩子送到这里，最迟可以到下午6：30下班后接上孩子一起回家，亲子园每日供应孩子的午餐、晚餐和两顿水果点心，每月收费1600元。

　　据携程人力资源部员工陈小全介绍，该公司目前孩子在1岁半到3岁之间的员工有800多名，已有120多人选择了亲子园，共开设5个全托班，并陆续有新进员工排队申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携程亲子园现场看到，整个园区的场地宽敞明亮，包括地暖、新风系统、儿童洗手间、厨房、储物间等设施齐全，孩子们每天的菜单都会公布在门口的墙壁上。

　　“对员工的收费基本就是和运营费用相抵消，另外公司承担了一开始数百万的装修费用、每月十几万的租金以及水电等费用。”携程人事总监邵海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此外，按照上海市的《“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看护人员与托管对象人数比原则上应不低于1：10。携程亲子园配备了21名教师，每个班级均配备两位老师、一位保育员，以及园长、营养师、晨检医生等，交由第三方机构代为运营。

　　除携程外，其它11家企业采取的基本是寒托、暑托或者晚托等形式，或免费或低收费。

　　比如上海另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沪江网推出的“宝宝房”，目前的形式主要是寒暑托以及工作日临时的寄托，对员工完全免费开放。

　　沪江网的优势在于，本身作为在线教育企业，拥有的师资力量可以“就地取材”，同时在寒暑假高峰期也会聘请外部的幼儿教师。

　　企业办“托儿所”风潮回归？

　　从 2016年元旦正式实施“全面二孩”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增长加快。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2017年前5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万人，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孩及以上占57.7%。

　　但另一方面，都市白领尤其是一线城市生育意愿低，也成为各类调研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其中，没有精力照看或无人照看成为大多数家庭的顾虑所在。

　　再加上学前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大型企业开始探索自己解决员工子女托育问题。这似乎是对上世纪大型企事业单位托儿所的一种回归。

　　今年3月，上海市重新启动企业办托育服务机构，上海市总工会选取的首批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单位分别是：沪江教育科技公司、携程旅游公司、上海盈达空调设备公司、上海鹰峰电子科技公司、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上海人本集团、上海柴油机股份公司、江南造船厂、上海电信西区局、光明集团海丰社区海丰办事处、中山医院、瑞金医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目前上海68家职工幼托机构发现，以年轻人集中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居多，此外则是光明集团、东航等本地国企和医院等事业单位。

　　沪江网联合创始人王晓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2014年底开始设立“宝宝房”至今，参与人数每年都有增加，从一开始的几个孩子到今年60人报名，而整个公司有孩子的员工约有396人，还有很多潜在的需求。

　　大规模的托育需求亟需多方力量参与进来。复旦大学人口与政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社会上的托育模式可以来自家庭、私营的高端服务、保姆或者社区。

　　其中，国外做得比较成熟的社区托育服务也正在被各地重视。今年初，南京推出《南京市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四年行动实施方案（2017-2020）》，目前，南京市已经建成493个社区托育机构。

　　上海市妇联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提交了《关于推进社区幼儿托管服务的建议》，提议共同推动0-3岁公共托育政策与标准的制定，依托社区建立小规模、“喘息式”幼儿托管点。

　　“要求政府一次性提供这么多的服务显然不大现实，所以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阎凤桥说。

　　“完全靠责任心支撑”

　　“高风险、低收益、责任大，愿意这样做的企业不容易。”一位参观过携程亲子园的企业负责人说。

　　携程、沪江网等企业也表示，经常有本地或外地企业来参观他们的幼托，但不少是了解到成本需求和现实困难后打了退堂鼓。

　　比如，对携程来说，除了向员工收费抵消一部分运营成本外，其它的成本都是企业自担，比如一开始数百万的装修成本，每月二十来万的租金以及水电费用。

　　而对沪江网来说，相对小规模的暑托班，一年也有达几十万的成本，主要是场地费。由于设在公司办公区，只能按照商业的租金，也挤占了本就拥挤的办公空间。

　　另外，由于这种模式还处在政策空白区，并没有明确主管单位，导致很多企业不敢尝试，怕因不合规而被叫停。事实上，携程亲子园在初创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0-3岁的托幼服务，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卫计委、妇联都在做，但到底是纳入教育系统还是卫生系统来管理，现在还未明确。”彭希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