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从1998年的33.3%，到2008的46.9%，再到2018年的59.58%——2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走过了一个高速发展期，现在依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2月1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上，中国城市和小城市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发表演讲时表示，城镇化是拉动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发动机，城镇化也能够拉动就业的增长，中国的城镇化还有15~20年的红利期。

　　不过，多位与会专家也提出，当前阶段我国的城镇化也面临一些问题，出现了优质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并导致成本高企、城市群间城市联系不紧密而呈现等级化特征等现象。这也意味着，城市群不宜过度突出“群主”的地位。多名专家认为，要通过市场的作用让城市平等竞争发展，尤其要允许资源向成本低的空间流动，更多释放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释放土地潜在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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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镇化还有15~20年红利期

　　李铁表示，城镇化会拉动消费增长，城镇居民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里，能够带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城市间和城市群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铁路，城轨等，也会拉动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也肯定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并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四化”，即国际化、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目前在外部环境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国想要走以往依靠走出去、依靠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在可持续方面存在很大困难，这个时候就更要依靠市场化和城镇化。

　　中国推进城镇化潜力十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不过李铁认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43.4%。“从43.4%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70%的城镇化率，这15~20年之间我们还有一个红利期。”李铁说。

　　他同时强调，这个红利期不是永久的，到了红利期结束后，会更多依赖外部市场，如国际贸易等。

　　不过，在贝壳找房首席经济学家和贝壳研究院院长杨现龄看来，尽管城市化能够促进拉动内需，但是城市化并不一定都意味着经济增长。一些拉美国家，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城市化率都超过80%，和一些欧美国家城市化率水平差不多，但上述国家还是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城市化率很高，但是财富没能取得同步增长。”他说。

　　与上述国家情况不同，杨现龄表示，也有一些国家城市化率到了70%之后进入停滞状态，即在一个国家城镇化不再增长的情况下，但人均财富还在增长。“早期城市人口的扩张，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从农村进入城市，带来了潜在生产效率极大提升，但当人口不再增长，城市为什么还会驱动人均财富增长？”

　　在杨现龄看来，这是网络效应的作用。当人不增加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因为交互的增加，沟通的增加，创新的增加，创意的增加，带来了财富的增长。所以城市化到一定阶段之后，财富增长动力来自网络效应，要做到让更多的人纳入城市网络，这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避免资源过度向高等级城市集中

　　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上一轮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分正确，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城市之间形成的群体还十分薄弱，根本原因是财政分权的体制，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强势政府造成的。由此导致了行政上的分割。

　　李铁也表示，城镇化面临着转型危机。目前，城市群间的城市内在关系不是一个平等市场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等级化的关系。城市群要向高等城市集中，全国要向直辖市集中，各地区向地级市集中，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普遍特点。

　　李铁指出，由于优质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了高等级城市更多追求城市质量，忽视了城市对就业人口的容纳。而且一些成本低的中小城市发展的活力受到遏制，这一现象在城市发展中比较普遍。

　　在李铁看来，高等级城市有了资源就通过卖地来发展房地产，不断的扩张，导致城市铺的摊子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过高的土地价格不利于人口进入城市，不利于城镇化红利的实现。过高的成本使得城市和农民进城之间有了天然的鸿沟，阻碍了进一步城镇化发展，城市包容性下降。

　　李铁认为，应当尊重市场规律，不通过行政手段排斥人口或者排斥产业，与此同时，还应当降低成本，允许资源向成本低的空间流动，更多释放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农民进城的活力、释放土地潜在的活力。例如，美国的大企业都不在主城区，而是在周边的小城镇。

　　李铁表示，释放城市活力上，要在下放权限改变中国等级化管理结构方面做更多文章，这可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来实现。例如，我国以特大城市为主体的都市圈中，轨道交通通常只有几百公里，而在一些欧美国家500万到800万人口城市，周边的城市轨道交通往往有2000~3000公里。

　　形成这样的差异，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群一直是向“核”发展，而周边城市的发展没能跟上。实际上这些周边城市未来可以释放巨大空间，也可以成为降低城市住房成本、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最重要的载体。

　　倪鹏飞则表示，解决城市群内部的分割，应当建立一体化合作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比如对跨区域的城市群进行考核，将城市群发展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审计相结合等，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